​鄭國在春秋初期維持了一陣子的小霸局面，在鄭莊公去世之後，因為內鬥而國勢日漸衰微。到了鄭穆公之後的鄭靈公、鄭襄公，政權轉而被操縱於「七穆」之手，國君反而沉默不語。
「七穆」活躍在鄭國政壇之上，強族之間勾心鬥角，互不謙讓，凌駕於國君之上不說，更有甚者還有弒君之行。
《左傳》云：「鄭僖公之為大子也，於成之十六年，與子罕適晉，不禮焉。又與子豐適楚，亦不禮焉……及將會於鄬，子駟相，又不禮焉。」
鄭僖公雖然貴為國君，但是按照輩分而論，晚於子罕、子豐、子駟兩輩，其為太守時，不把子罕、子豐放在眼裡，曾引起子豐不悅，想要罷免他，但是在子罕的阻止下沒有成功。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鄭莊公劇照
鄭僖公即位之後，他對於子駟的態度依舊，不僅不聽從侍者的勸誡，還殺之而後快，於是子駟在鄵地派人夜弒鄭僖公。
鄭僖公身為國君，雖然不對在先，對既是執政者又是長輩的「七穆」沒有給予相當的尊重，但是從子豐想廢君以及子駟弒君的舉動來看，「七穆」氣焰高漲確實凌駕於國君之上。
這個時期的「七穆」，看似團結一致，炮口一致對外，只是這樣和平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，群公子欲「以鄭僖公之死也，謀子駟」。子駟探得消息馬上先發制人，假借罪名殺掉了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，造成孫擊、孫惡出奔衛國，而後「七穆」之間的衝突，便愈演愈烈。
鄭簡公在位時期，子駟當國，子國為司馬，子耳為司空，子孔為司徒。因為子駟與尉止之前有些爭執，再加上「子駟為田洫」使四族喪田引起不悅，於是尉止聯合四族藉機作亂，殺子駟、子國與子耳，獨留子孔不死。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鄭莊公劇照
這件事不禁令人懷疑，尉止雖然與子駟有不愉快，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怎麼敢向上造次？四族雖然喪田，但是面對的是強大的執政者，他們怎麼敢勇於挑戰呢？若不是有人慫恿並且在背後支持，他們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作亂成功呢？而且既然是對抗執政當局，為何同為執政者的子孔會事先知情而且避開災難？
其實種種問號，皆直指子孔，以子孔的「七穆」身份地位，與子駟等人相當，他才是最有能力策劃作亂的主謀。試想，如果沒有除掉前面的人，真正掌權的位置，何時才會輪到他呢？所以，應該是這樣的理由，讓他發起了「西宮之難」。
果不其然，同年「子孔當國」。他一上台，就展現出強勢的作風——「為載書，以位序、聽政辟」，並且想要誅殺不順從於他的人，此舉自然引發眾怒，最後是在子產的強力勸誡下，燒書息事。
然而子孔對於諸大夫一直心存芥蒂，只要找到機會就想要除掉他們，他一直想借著局勢的變化「叛晉而起楚師」，以除去諸大夫。只是一直得不到楚國令尹子庚的首肯，再加上子展、子西知道了他的陰謀詭計而嚴加防備，所以始終不敢會楚師，最終功敗垂成。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鄭莊公劇照
子孔的專政，讓國人深以為患。《左傳》云：「鄭子孔之為政也專。國人患之，乃討西宮之難，與純門之師。」
從這裡的記載，我們可以明確知道，子孔正是當年一手策劃「西宮之難」的始作俑者，他為了掌握權力，暗中資助別人來殺害自己的親兄弟。當權後又不與人和睦相處，一心只想要專政，終於引起討伐，罪有應得。「七穆之爭」到此，看似有平息的跡象，卻沒想到執政的伯有又挑起事端。
子孔死後由子展、子西及伯有執政。伯有為人驕橫，剛愎自用又奢侈，他為了滿足喝酒的嗜好，不僅在家中挖掘地下室藏酒，還爛醉到無法早朝。這樣的行為連吳國季札都看不下去了。
季札來聘問，見到子產就如同見到老朋友一般，他知道伯有的奢侈必然無法長久執政，政權終會轉移，而子產就是最佳的人選，所以勉勵他將來一定要以禮治國。
從這裡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季札對子產的相知相惜之情，也知道伯有的惡名遠播。他身為執政者，不僅沒有寬容的氣度，還挑起事端，意欲造成家族衝突。他與公孫黑之間的爭執，不僅是國內政壇的大事，也名聞天下。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鄭莊公劇照
伯有與公孫黑皆是性格強烈之人，二人之間的爭鬥，縱然暫時達成和解，終究還是積怨難消，隨時都可能爆發。這樣的事讓子產無可隱瞞，所以當叔向問起鄭國政治時，子產毫不諱言地說出真實的情形。
那麼，這二人是如何結下樑子的呢？
執政的伯有想要派遣公孫黑前往楚國，公孫黑以當時鄭、楚兩國關係不佳，若前往必死無疑而拒絕，不料伯有仍舊以執政優勢要強行派遣，引發公孫黑大怒將兵討伐，當時在其他大夫的調節下，雙方暫時休兵，看似達成和解。
但是隔年，伯有又要派公孫黑前去楚國，於是公孫黑再度發動兵力，兩大家族因此而發生火併。伯有是好酒之徒，當公孫黑打來時，他正爛醉如泥，直到隔天酒醒才知道別人已經放火燒了他家。最終伯有在買賣羊的集市上被殺。
「七穆」的爭執終於在伯有死後告一段落。